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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學；排行榜；高等教育政策

Abstract:CollegeRankingasthetrendoftheevaluationoftheinternationalhighereducation,tosomeextent,reflectsthequalityofcollegeandtherequirementofsociety.ThispaperselectstheCollegeRankinginfourcountries,andanalyzesthecharactersoftheindexsystembytakinginput,processandoutputastheclassifiedcriterion,andthendemonstratesthedevelopingtrendofthepolicyofinternationalhighereducationonthebackgroundoftheglobe.

Keywords:universitiesandcolleges;collegeranking;thepolicyofhighereducation

高等教育的快速擴張與發(fā)展，帶給大眾更多的需求與選擇空間，大學排行榜就是為消費者提供選擇學校的必要信息而產生的。在過去的20年里，大學排行榜大多由大眾傳媒機構，如期刊、報紙等，不僅受到學生、家長的關注，而且是教育研究者、教育管理者，乃至全社會的話題，甚至為政府部門的教育決策起到了參考作用，產生了重要影響。本文主要選取中國、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大學排行榜進行國際比較，通過對指標的歸類分析透視當前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政策的發(fā)展趨勢。

一、大學排行榜的發(fā)展

系統(tǒng)性的大學排行源于1983年由《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公布的美國最佳院校排名，隨后，許多國家陸續(xù)推出了各自的大學排行榜。一經推出，大學排行榜就備受爭議、質疑甚至抨擊，機構的權威性、評價指標體系的科學性、評價過程的規(guī)范性、評選的合理性、排行的權威性等等，歷來都是爭論的焦點，但發(fā)表排行的刊物和機構卻越來越多，目前中國有十幾個大學排行榜，表1列出了本文所選取國家的主要排行榜。然而近年來，許多學者關注的焦點也發(fā)生了改變，由關注排行本身轉向排行所產生的影響，如學生入學機會、選擇原因、就業(yè)的途徑等[1]。

按照學校所在地域劃分，大學排行榜主要分為國家層面和國際層面，前一種主要是對本國內的大學進行評選，后一種是對某一區(qū)域內大學的比較，如對世界范圍內的大學進行排名，其中影響較大的有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簡稱THES）的世界大學排行榜、中國上海交通大學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還有對某一區(qū)域內大學比較，如《亞洲周刊》雜志于1997年推出的對亞太地區(qū)高等教育機構的“亞洲最佳大學排行（Asia''''sBestUniversities）”，歐盟執(zhí)委會研究總署（DGResearch）于2003年3月出版的《歐盟科技指標報告第3版》（theThirdEuropeanReportonS&TIndicators,2003），其中列出了歐盟會員國中學術研究表現最好的大學排名。

按照評價項目劃分，大學排行榜主要分為綜合和分類排名兩種，前一種是對大學各方面實力進行綜合評估，后一種是對某一單項進行排名，側重于一個方面，如由西班牙科學信息與文獻中心(CentreforScientificInformationandDocumentation,CINDOC-CSIC)網絡實驗室(LaboratoriodeInternet)出版的2006年世界大學排行榜是依據網絡出版品數量及網絡文獻的引用次數來評比，側重大學的網絡信息能力，《金融時報》推出的全球MBA排名，側重對商學院的評選，德國高教發(fā)展中心關注大學的學科實力評價等，有些大學排行榜兩者兼具。

二、各國大學排行榜的比較

近些年來，大學排行榜越來越多，林林總總，但各自都有不同的適用范圍，如政府管理、企業(yè)招聘和學生擇校等。本文選取2005年中國網大的中國大學排行榜、《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News）的美國最佳院校排行、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THES）世界大學排行榜和加拿大《麥克林》（Maclean）大學指南為例，利用系統(tǒng)研究的流程分析法運用此種方法分析大學排行榜指標體系的做法主要源于1999年Gormley,W.T.Jr.和Weimer,D.L.著的《OrganizationalReportCards》一書中，其后可參見2001年Pascarella和2005年Davidd.Dill與Maarjasoo所寫的文章.，以輸入、過程和輸出為標準對排行榜的不同指標進行歸類比較(見表2)。

在指標、內容、方法等方面，這四種排行各不相同。《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對全球大學排名，只涉及綜合實力，指標較少，其它排行都是對本國大學排名，指標都分為一、二級，分解詳細，網大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涉及綜合和分類排行，而《麥克林》把大學劃分為三類：附設醫(yī)學院的綜合性大學；綜合性大學和一般性大學，分別進行綜合排名。

盡管大學排行各不相同，但都反映了公眾對學校學術質量的要求。輸入標準在四種排行中起到了顯著的作用，具有同質性，占有較大比例，在網大、《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泰晤士高教增刊》和《麥克林》的排行指標中約占60%，而過程和輸出標準更多地反映學校發(fā)展的多元化趨勢。

在輸入標準中，學生和教師指標都占有重要的地位，這也意味著學生來源與教師質量關乎學校未來的發(fā)展方向，在教師和學生指標中都有對國際化結構的評分要求，也說明當今時代高等教育的國際交流體現了學校學術質量的高低。與輸入標準相反，教和學的過程較少受到關注，在《麥克林》中提到的班級數量指標為17～18%，網大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所涉及的學術成果和論文引用與輸出標準有著高度的相關性，《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沒有指標涉及過程標準。因此，在各國的排行榜中教和學的過程受到了忽視，不足以反映學校的教學質量。在四種排行中，輸出標準的作用有限，表現各不相同，大多需要專家、學者或企業(yè)、雇主的主觀判斷決定，具有很大的不穩(wěn)定與不確切性，只有《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提出學生畢業(yè)率的指標為5%，網大、《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和《麥克林》的輸出標準全部要受到所調查人員的范圍、知識水平、專業(yè)程度、信息來源等的限制?？偟膩碚f，各國不同的大學排行榜體現了無邊界高等教育共同一致的發(fā)展特點，反映出高等教育的國際性、傾向民眾需求的發(fā)展以及治理模式的轉變。

三、從排行榜看高等教育政策的發(fā)展

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排行榜的產生是不可避免的，高等教育資助者和公眾需要知道不同高校的水平高低，政府需要知道資助的有效方式和區(qū)分不同的院校[2]。對大學排行榜的國際比較分析，不僅有助于社會與公眾了解大學“聯賽榜”（leaguetables）總體的優(yōu)劣之處，它還在傳遞公眾對高等教育的要求與需求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溝通作用，通過把國家高等教育改革中的問題所在與發(fā)展取向，可為政府的教育決策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1．以教育國際化政策促進學術質量的提高

排名意味著競爭。在高等教育領域，學校和學術質量的高低不僅僅表現在某一區(qū)域或某一領域內，而是在全球共同發(fā)展的平臺上尋找提升的空間。當然，競爭也并不意味著排斥合作，相反，兩者是共存的。在許多國家的大學排行榜指標中，國際化指標占有重要比例，如在比較上述四種排行榜中，大多對教師來源的開放度和留學生比例都有明確的指標，《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中國際學生和國際教師比例分別占相應一級指標的10%和15%，《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規(guī)定國際學生和國際教師比例分別占5%和5%，《麥克林》中國際學生比例占1%。學校和學術質量水平不僅僅是國家、區(qū)域內的事情，更是體現高等教育全球化發(fā)展的程度。如何在國與國之間、區(qū)域與區(qū)域之間開展交流與合作變得越來越重要，搭建學校合作、學術交流、人員交換、課程共享等的高等教育國際平臺成為各國政府未來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2．以高校公共信息開放政策滿足消費者需求

大學排行榜傳遞的重要信息是學校質量水平，它是學生和家長選擇學校的重要依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進行大學排行的目的是為公眾服務，為學生和家長選擇大學提供盡可能全面、豐富的信息，希望通過提供可靠的信息服務來幫助公眾尤其是學生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大學；加拿大《麥克林》雜志指出排行為學生和家長選擇加拿大公立大學提供了寶貴的參考。武書連等人的《中國大學評價》中也曾提出可供應屆高中畢業(yè)生報考大學和應屆大學畢業(yè)生報考研究生參考。各國大學排行榜大多體現出“消費者導向”，以“消費者”的需要作為確定指標體系的基礎。這就意味著排行的指標體系可以有所不同，但數據信息的采集必須準確、真實、可靠，這就要求高校公共信息的公開與透明，從而提供給消費者可供判斷、甄別的有效依據。

從排行榜原始指標的數據來源分析，來自調查所得數據是各種排行榜最少引用的來源，大學排行榜的資料數據多來源于相關政府或研究機構，如第三方和院校公開數據相對較多，排行機構不進行直接的數據研究，而是借助已有原始數據加工整理分析，根據所需要的指標體系劃分所占比重從而得出排行。英國的《衛(wèi)報》、《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主要依據官方機構公布的資料信息，如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高等質量保證機構等，《金融時報》所有原始數據全部來源于第三方，加拿大《麥克林》雜志的大學排行中關于學生和教師獲獎方面的信息是由學校行政管理部門負責的，源自院校的數據占到了75%。中國的大學排行也多依靠第三方研究機構和學校公布的數據，如武漢大學科學評價中心和網大的排行，源自第三方和院校的數據分別占95.6%和94.4%。這就要求政府建立透明、公開的高校公共基礎數據系統(tǒng)，監(jiān)督和規(guī)范學校的信息，為高等教育宏觀管理規(guī)劃和院校發(fā)展規(guī)劃提供翔實、可靠的資料。

3．以政府高等教育管制形式的改變加強大學專業(yè)領域的能力

高等教育的大眾化發(fā)展，個人付費教育的驅動以及資助行為的改變都促使政府不可能像過去一樣，全面、綜合地管理高校改革與發(fā)展的方方面面。大學排行榜也昭示了這樣一種趨勢，在綜合排名的同時對專門領域和學科進行排名，如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對自然科學、技術等進行單項評選，德國CHE對學科排行[3]，《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對專業(yè)研究生院排名。由于受到多種綜合和不可測知因素的限制，在大學綜合排行受到越來越多批評的同時，單項排名受到了更多的認可和重視，這也是大學未來發(fā)展的優(yōu)勢與競爭力所在。

大學加強某些專業(yè)領域的發(fā)展似乎成為一種趨勢，這種趨勢在技術、能力、信息交換技術和管理領域尤為明顯[4]。在高等教育領域，通過對自身角色的調整，它可以將經費、學生就業(yè)這樣一些可能出現危機的事項推向邊緣、基層和高校；而對中央政府而言，它只是通過掌控制定標準的權利而牢牢握有控制權[5]。顯然，政府在高等教育領域的管制由全面型轉為選擇型，而加強大學專業(yè)領域的優(yōu)勢必然是未來的重要發(fā)展方向。

[參考文獻]

[1]TheInstituteforHigherEducationPolicy.CollegeandUniversityRankingSystem:GlobalPerspectivesandAmericanChallenges.[EB/OL]./Pubs/PDF/College－and－University－Ranking－Systems－Final－Report.pdf.2007-04-25/2007-06-27.

[2]PhilipG.Altbach.TheDilemmasofRanking[J].InternationalHigherEducation,2006,(42):2-3.

[3]NinaVanDyke.TwentyYearsofUniversityReportCards.HigherEducationinEurope[J],2005,(2):10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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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美國；公立高等教育；政府財政政策

美國各州由于政策環(huán)境的差異，高等教育財政資助方式也各有不同，但大都采取以下三種基本途徑：州政府財政稅收撥款資助公立高校；州政府或州高等教育管理機構制定公立高校學費標準，高校向學生收取學費；聯邦政府及州政府學生資助項目或計劃資助就讀學生。在過去的50年中，州政府高等教育財政制度已經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雖然州政府財政稅收資助公立高校這一途徑在一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其初始目的是為了維持公立高校的低學費甚至不交納學費的狀況，但政策的變化已經使這三大基本途徑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在州高等教育財政政策中三者缺一不可。

州高等教育財政資助是美國公立高等教育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之一。據統(tǒng)計，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50個州用于高等教育的經費年均總計500億美元。州高等教育財政開支是州財政開支中的最大項目之一，占各州財政預算的10％多。各州投入高等教育的經費總和是聯邦政府投入高等教育的經費的兩倍多。州高等教育財政資助占所有公私立高校平均財政收入的1／3，學費收入占所有高校平均收入的1／3，其中公立高校學費占公立高校收入的1／5。對于公立高校來說，州政府財政撥款是其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占其總收入的1／3，盡管公立高校的學雜費近年來也不斷上漲，但其總量僅相當于州高等教育財政撥款的一半左右，州政府學生資助也僅僅提供小部分資助經費，約占州高等教育財政經費的5％。

一、州高等教育財政撥款政策

州高等教育財政的90％用于對公立高校的財政資助。這類財政稅收的分配往往采取政治性決策方式，各公立高校也紛紛通過各種途徑擴大其在州政府及立法機關的影響力，以爭取獲得更多財政撥款。

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美國二戰(zhàn)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逐漸達到高校入學年齡，1955-1965年間公立高校的入學規(guī)模擴大了1倍，1965-1975年間入學規(guī)模又擴大了1倍。高等教育的經費需求迅速增加，州政府高等教育撥款逐漸成為高等教育的兩大主要財政支柱之一。高等教育的另一財政支柱是聯邦政府的高等教育資助金。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1944年軍人安置法》（簡稱《GI法案》）及其他項目使聯邦政府成為擴大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最大支持者。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州政府開始扮演主要角色。大多數州都采取借債方式滿足高校建設新校園或擴大現有辦學規(guī)模的資金需求。

隨著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的高等教育大擴張，各州政府認為如此大規(guī)模的政府財政支持不能簡單地用政治性決策手段來分配，因此以在校學生數為撥款基數的撥款公式逐漸取代了原有的撥款方式，成為州政府對公立高校撥款的主要手段。

使用撥款公式的主要目的有兩點：一是為了在高校之間平等分配經費，二是為了根據各類高校所需的經費水平來分配經費。有人認為，撥款公式束縛了政府的手腳，使其無法把更多資金用于解決類似少數族裔學生入學、職業(yè)培訓等亟待解決的問題上。撥款公式確實存在缺點，如：無法對入學人數下降、經濟陡然衰落等現象做出即時反應；無法刺激和促進教學質量的提高；撥款公式強調投入，而不重視產出，而現實中關鍵問題是產出的質量問題；撥款公式無法區(qū)別對待高校間的差異；無法強調規(guī)模經濟的效率；無法資助非傳統(tǒng)教育項目，如繼續(xù)教育。當然，撥款公式也存在許多優(yōu)勢，如：撥款公式強調均勻、一致，使預算程序簡單化，易于操作；撥款公式使高校之間、高校內部的各項項目活動之間的成本及測量標準達到可操作性的量化比較；減少了高校之間的競爭、減少了高校與政府之間的爭執(zhí)沖突；避免了高校之間的資金分配不均；促進了入學規(guī)模的擴大；撥款公式根據高校類型不同，采取不同公式，基本反映了高校的不同需求。大多數高校管理者都認為，撥款公式是州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的平衡器，雖然它不是一個完美的制度，但它使高校間避免了因州高校經費的分配而引發(fā)的各種政治爭斗。

20世紀70年代，許多州發(fā)現，以在校生數為基礎的撥款公式無法對高校業(yè)績情況和各校歷史特色做出反映，于是他們把資源使用指標、生均成本指標等也納入了撥款公式中。到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許多州在部分高等教育財政撥款中采用了績效撥款方式，即以高校的業(yè)績評估為撥款的依據，但這種方式也僅占州高等教育財政預算的5％。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多于1／3的州開始把評估與資源分配相掛勾。一些州采取了績效預算方案，將學生中途不退學的比率、畢業(yè)率、考試成績以及成本節(jié)約程度都作為績效評估和預算的指標。但這也存在缺點。州政府根據高?？冃гu估來撥款、制定預算，可能導致高校預算的不穩(wěn)定，影響高校從其他渠道尋求資金的積極性和進行長周期改革的積極性。因如何進行業(yè)績評估而產生的政治爭斗，以及高校為應付評估而有意操縱評估數據等都會影響評估結果及根據結果制定的預算方案。如果高校沒有達到業(yè)績標準，究竟誰應該受到懲罰，是管理者、教師還是學生？有些人認為，在資源短缺的條件下進行評估是不公平的，這樣將使高校成為政府資助無力的替罪羊。

當前，各州高等教育財政撥款政策呈現多樣性，有的州仍遵循著傳統(tǒng)的政治性撥款方式，有的州運用以學生人數為基數的撥款公式，也有的州把在校生數和生均成本都作為撥款公式的指標。對于所有公立高校而言，一個共同點是，上一年度獲得的州財政撥款數是下一個年度財政撥款的最主要參數。

二、公立高校的學費政策

各州關于公立高校的學費政策差異相當大。在一些州，立法機關是學費政策的主要決策者；在另一些州，州長及其行政人員負責制定學費政策；對于大多數州而言，公立高校在制定學費標準中享有很大權限，州長及立法人員只負責確保學費的上漲沒有超過州政府政策規(guī)定的最高限額。

各州在學費收入的使用上也存在很大差異。在一些州，公立高校的學費收入直接歸入州政府金庫，然后再重新分配給學校；在另一些州，高校收取學費并留存使用。如馬薩諸塞州，高校學費收入要交由州政府掌管，高校則留用學生交納的雜費，其結果是雜費的增長比例高于學費的增長比例。

在美國公立高等教育歷史上，維持低學費甚至不交學費的原則一直是州政府擴大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公共政策和手段。這一公共政策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過程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但是，20世紀70年代早期發(fā)表的兩份高等教育報告改變了這一傳統(tǒng)的高等教育公共政策。1973年，卡內基高等教育委員會和經濟發(fā)展委員會分別發(fā)表了一份極具影響力的報告，不約而同地對高等教育公共政策提出新的建議，即州政府高等教育政策應該從低學費政策向成本分擔政策轉移，由政府、學生及其家長來共同分擔接受高等教育所需擔負的成本，學費應該占高等教育成本的1／3。這一提議的理論基礎是，學生應該承擔公立高等教育所帶來的個人收益部分的成本。這一提議出臺后并未得到廣泛的響應。20世紀70年代前期，全美公立高校學費仍保持在較低水平上。到了20世紀80年代早期，由于經濟衰退的影響，公立高校受到州高等教育財政收入短缺的擠壓，州立法機關和學校開始從成本分擔理論中尋找解救方法。在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公立高校學費平均增長了20％。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州政府高等教育財政支持力度有所恢復，學費增長的速度也逐漸放慢，約為15％。然而，20世紀90年代初的經濟衰退又進一步強化了學費作為公立高等教育財政來源的主要途徑這一政策觀點。20世紀90年代前期，公立高校學費平均增長1／3，學費真正成為公立高校收入的重要來源，占公立高校收入的20％左右。

三、州政府學生資助政策

州政府學生資助項目在美國州政府高等教育財政中扮演著次要角色。雖然州學生資助占州高等教育總經費的比例在30年中一直處于上升趨勢，但這個比例依然很小。20世紀60年代中期，州政府大量投資于公立高等教育的擴張與發(fā)展，州政府學生資助項目也隨之發(fā)展起來，但大部分州在此項目上的動作都不大，因此到20世紀60年代，州學生資助僅占州高等教育總經費的3％。

1972年，高等教育法修正案要求建立州一級學生激勵獎學金項目(State Student Incentive Grant)，以促進各州高等教育學生資助項目的發(fā)展。各州先后出臺了各種名目的學生資助項目，除設立優(yōu)異成績獎學金外，還有一些資助特殊學生的助學金，如退伍軍人子弟或因公致殘警察子弟的助學金等。20世紀90年代，由于學費上漲，中等收入家庭也出現了無法承受學費負擔的情況，州政府開始通過學生資助項目解決這類問題。州學生資助項目的發(fā)展趨勢更加強調優(yōu)異成績獎學金以及各種特殊形式的助學金。1997-1998年的州學生資助項目中，有1／5不是以經濟需求資助為主的項目。同時，許多州尋求各種途徑以解決中產階級所關注的學費的可承受性問題，學生資助項目也由原來以中低收入家庭子弟為對象的經濟需求資助項目，漸漸上移到面向中產階級家庭子弟，設置各種名目的學生資助項目來滿足他們的要求。比如，許多州為中產階級家庭提供學費預支計劃，使中高收入家庭從中受惠不少，交納預繳款可以最大程度地享受到個人收入免稅優(yōu)惠。

四、聯邦政府的學生資助政策

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在美國高等教育學生資助政策中扮演著不同角色。聯邦政府主要幫助學生支付接受高等教育的花費，州政府則為公立高校提供學校事業(yè)費撥款，使高校能夠保持低學費，而州學生資助項目只在其中扮演極次要的角色。因此，聯邦政府高等教育政策主要集中在學生教育開支的資助上，在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擴大方面發(fā)揮作用；而州政府高等教育政策主要關注如何保持公立高校的低學費問題，在維持學生學費的可承受性水平方面發(fā)揮作用。

聯邦政府的學生資助活動開始于1944年的《GI法案》，即為二戰(zhàn)中的大批退伍軍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及資助，后來的越戰(zhàn)和朝鮮戰(zhàn)爭的老兵都享受了《GI法案》的優(yōu)惠。聯邦政府的第一個學生資助項目是以經濟困難學生為資助對象的帕金斯貸學金(Perkins Student Loan Program)，該項目屬于1958年頒布的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的內容，由聯邦政府投資設立一個循環(huán)基金為經濟困難學生提供低息貸款。隨后，該項目又被納入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中，作為以高校為基礎的聯邦學生資助項目的一個部分。以高校為基礎的聯邦學生資助項目有獎學金、貸學金、半工半讀等多種形式，在這些項目中，聯邦政府直接為學校提供資金，由學校來評定和認證接受資助的學生。高等教育法還創(chuàng)設了保障性學生貸款項目(Guaranteed Student Loan Program)，幫助更大范圍的學生借貸學費及其他開支所需的資金。

1972年，隨著基本教育機會助學金項目的創(chuàng)設，聯邦政府進一步加強了對經濟貧困學生的資助力度。該項目后來改稱佩爾助學金(Pell Grant)。佩爾助學金項目與過去以學校為基礎的學生資助項目有著顯著的區(qū)別。在佩爾助學金項目中，聯邦政府一反過去把資金撥至學校，由學校來確定資助對象的做法，而是把資助金轉換成教育券(voucher)，交到被資助學生的手中，學生可以自行選擇高校。為了吸引更多的學生，各高校使出渾身解數提高教學水平，創(chuàng)造特色，由此則促進了高等教育的發(fā)展。

自佩爾助學金項目始，聯邦政府學生資助項目與州政府學生資助項目之間就有了顯著差異。聯邦政府學生資助金往往以教育券的形式出現，這種教育券具有便攜式特點，且只能用于教育消費，并賦予受資助的學生選擇高校的自由。而大部分州政府學生資助金都是以學校為基礎，把資助金直接撥至學校，由學校來控制資助金。

20世紀80年代以前，聯邦政府的學生資助政策主要針對那些因經濟原因無法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幫助他們掃除經濟方面的障礙，使他們能順利地進入高校學習。當時的教育觀念是，所有有學習能力的學生，無論其家庭經濟狀況和背景如何，都有權利享受高等教育。因此，聯邦政府的學生資助政策極大地促進了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擴大。然而，隨著學費的上漲，中產階級家庭也越來越無法承擔成本分擔的壓力。按照當時的聯邦政府學生資助政策的規(guī)定，中產階級子弟無法享受相同的助學優(yōu)惠。為了使美國社會中人口比例最大的中產階級子弟也能從聯邦政府的資助中受惠受利，1978年，聯邦政府又頒布了中等收入家庭學生助學法案(Middle Income Student Assistance Act)，規(guī)定不論家庭收入和需求如何，所有學生都可以申請佩爾助學金和保障性學生貸款項目，從而擴大資助對象的范圍。聯邦政府學生資助項目的對象開始從中低收入家庭子弟向上移動。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學生貸款項目及金額逐漸超過學生助學金項目及金額，聯邦政府在高等教育學生資助政策中的角色，逐漸由擴大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向維持學生學費的可承受性水平方面轉移。

雖然公立高等教育財政政策在過去50年中變化多樣，但各州高等教育財政結構仍然存在一些共同特性。首先，州政府對公立高校的財政撥款主要依據注冊學生人數和生均成本兩項指標；其次，公立高校的學費主要是通過一些政治性程序來設定，或者作為一種成本回收的形式，限定學費占生均成本的比例；第三，州政府學生資助項目在州高等教育財政政策中處于次要地位，僅占州高等教育財政經費的5％;第四，聯邦政府的學生資助金是公立高校學生資助的主要來源。

在過去的50年中，這種州高等教育財政體制對高等教育的發(fā)展貢獻巨大，公立高校的學生數從20世紀40年代后期的100多萬升至20世紀90年代的1100多萬。各類收入群體的入學比例都呈兩倍增長，其中大部分就學于公立高校，各階層的高中畢業(yè)生中，有2／3進入各類高校。在校生人數和入學比例上升的同時，生均教育開支也迅速上升，州高等教育財政經費在州財政預算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公立高等教育已經發(fā)展成為一項巨大的事業(yè)，如何應對公立高等教育的財政需求，已成為政府關注的焦點問題。

然而，與20世紀70年代充裕的財政經費相比，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公立高等教育的財政經費增長緩慢，經費短缺現象日益嚴重。到了20世紀90年代，高校面臨著通貨膨脹、政府財政支持減弱、學生學費上漲等財政壓力。近年來，政府開始注意在高等教育方面增加投入力度，但是這種增加遠遠無法緩解多年來所造成的虧空。從美國社會現實來看，政府對公立高等教育財政支持的力度將繼續(xù)減弱。這種情況的繼續(xù)惡化將有可能危害到美國國家的未來利益。因為到2015年，美國人口將有巨大增長，而高等教育歷來被美國人認為是促進社會經濟發(fā)展的最佳手段，如果無法為新增人口提供高質量的高等教育，將危及美國經濟的未來發(fā)展?jié)摿Α?/p>

在經費日益短缺的條件下，公立高校教學質量的提高和入學規(guī)模的發(fā)展都面臨著挑戰(zhàn)。公立高校的經費捉襟見肘，不可能在維持和擴大入學規(guī)模的同時，既聘用足夠多的全日制教師、給予圖書館足夠多的經費、保持新技術的更新換代、即時維修校園建筑設備，又要保持高?？蒲性谑澜绲念I先地位。財政壓力逐漸通過學費的上漲、州政府撥款的減少和聯邦學生資助金購買力的下降等情況，轉嫁到學生身上。對許多美國人而言，進入高校最大的障礙是不斷增漲的學費。學費的增漲是為了彌補政府財政撥款的不足。當前學費的增漲呈現如下態(tài)勢：所增漲的學費幾乎彌補了政府財政撥款的不足；學費的增漲高于通貨膨脹；學費及學生在校期間的其他食宿開支，幾乎占貧困家庭收入的60％，占中等收入家庭的15％;聯邦政府的學生資助金僅能抵消一名學生1／3的教育開支；學生債務呈急劇上升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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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教育政策關系到政府部門、政策專家（包括學術精英）、利益相關者群體，是一個政治過程，推進教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需要政府、學校、社會及學習者本人的共同參與。對教育政策進行研究，首先要關注政策過程，把握政府管理、社會治理的制度結構。其次要關注政府教育政策關注點的遞進與遷移變化情況。對教育政策的文本分析應該有多個維度和多個角度，對比分析繼承延續(xù)與推陳出新、漸進路徑與激進策略、一般號召與剛性要求、頂層設計與預留空間、利益分享與內生驅動、底線思維與長遠發(fā)展等。

影響教育政策過程的群體及語言

影響教育政策過程的群體包括政府、政府內設政策研究機構、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究者、社會其他人員。政府是要解決實際問題，所制定的法規(guī)、規(guī)范體現了政治思維和政策語言特點。政府內設的政策研究機構體現了兼通領域的特點和一定的政治價值取向，偏重于政策語言。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究者偏向于特定角度，體現了學科分工和專業(yè)化特點，側重于學術語言。社會其他人員可能會用平面、立體、混合的媒體語言，也可能運用公眾語言，在不同環(huán)境和條件下側重不同。

教育政策研究可從三個維度展開：教育還是非教育研究，政策抑或非政策研究，可行性或者不可行性研究

角度上可以從政策制定層與管理執(zhí)行層的關系、從制定政策解決問題的性質、從制定政策依托的方法手段、從教育政策內容范圍、從教育政策之間的關系、從后續(xù)政策與先前政策一致性程度等多個角度進行分析?；诓煌恼哳愋?，出于不同的決策需要及研究目的，所采用的方法差別很大。

有質量的教育政策研究，首先要把握研究人員結構、研究選題確定、研究規(guī)范遵守、研究成果傳播等基本環(huán)節(jié)，其次再根據不同需求，采取不同研究方法和成果表達形式。如果是反映教育政策問題的分析報告，應包括問題由來、程度判斷、原因分析、后果判斷、建議對策；應該先說明問題是什么、程度怎么樣，然后建議怎么解決；事實陳述簡略，論據論點間可跳躍；引文注釋基本上不用，最多在正文中點到即可。如果是教育政策的系統(tǒng)性研究報告，應包括問題由來、選取的方法、過程和情況概述、因果系統(tǒng)分析、對策可行性、傾向性建議；應該先說明問題是什么，用什么方法得出判斷，有哪些可能的解決方案；做到概念基本清晰，論據論點描述準確，論據論點之間層次遞進、有彈性；引文注釋重點夾注，重要參考文獻附后。如果是與教育政策相關的學術性研究報告，應該明了研究目的、基本假設、方法選取、數據收集與分析、若干結論；先說明問題是什么，可能是什么性質，用什么方法調研，發(fā)現哪些基本因素，驗證假設情況如何；做到概念定義確切，論據論點描述精確，之間絕對不能跳躍；并嚴格引文注釋，區(qū)別與所附參考文獻的關系。

中國的高等教育要堅持走內涵式發(fā)展之路

篇4

關鍵詞：高等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政策；體系構建

一、高等教育不公平的政策性原因

(一)現行的高考招生錄取制度的存在是造成高等教育機會不公平的主要因素

我國實行的統(tǒng)一高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摒棄了權力、出身和人際關系等因素的干擾，體現了一定的客觀性和公正性，即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與統(tǒng)一高考隨行的錄取政策并沒有保證對所有考生的公平錄取，而是允許在統(tǒng)一高考之下存在著不公平的錄取制度，也就是按省份分配名額、劃線錄取，錄取分數線的劃定帶有非常明顯的地區(qū)差異，這就給不同省份的考生帶來了結果迥異的錄取結果。我國高招分三類：一類是省屬高招計劃，由省教育廳編制后上報教育部批準。第二類是教育部直屬高校和部分部屬高招計劃，這類大學招生自相對較大。第三類是各省之間按照對等原則制訂的招生計劃。社會上對教育部直屬和部分部屬高招計劃爭議最多。由于歷史原因，我國的重點大學大多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等發(fā)達地區(qū)，而經濟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qū)因缺乏足夠的重點大學，分配的名額就非常有限。另外，高考的錄取分數線也是向某些省市尤其是京、津、滬等幾個主要城市傾斜。同一分數，在有的城市可以上重點大學，在有的城市卻只可以上大專。高等教育資源豐富的大城市的“低分數線，高錄取率”與高考大省、生源大省的“高分數線，低錄取率”的矛盾越來越突出，這明顯有悖于教育公平原則。

(二)高校收費政策減少了貧困學生群體接受優(yōu)質高等教育的機會

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對接受高等教育者個人實行的是免費制度。1985年，高等學校在公費生和定向生之外開始招收自費生和委培生，并于1989年國家出臺的《關于普通高等學校收取學雜費和住宿費的規(guī)定》開始對普通高校所有學生收取學雜費和住宿費。此后，又陸續(xù)出臺了相關收費政策，除少數學校和專業(yè)外均實行統(tǒng)一的收費上學的制度。實行收費及擴招，增加了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從整體和長遠來看有利于教育公平的實現。但由于高校收費政策缺乏有力的配套措施，也確實造成了貧困學生群體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的不平等。這可從不同階層在升學自我期望方面的差異得到佐證。一項研究表明，“經濟條件可以影響學生對教育的期望水平，家庭經濟高收入水平組，學生期望今后讀大學的比例為70％，中等水平組比例為68，3％，較低組為50％?！蹦壳埃鄶档霓r民家庭和城市下崗職工家庭、低保家庭的年收入都無法支撐一個大學生的年消費額。供養(yǎng)一個大學生，需要一個城鎮(zhèn)居民4.2年純收入，需要一個農民13.6年純收入。西部地區(qū)一個大學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當于貧困地區(qū)9個農民一年的純收入；一個本科生4年最少花費2.8萬元，相當于貧困縣一個農民35年的純收入。正是由于經濟原因，經濟發(fā)展水平低的地區(qū)的家庭子女和農村家庭子女在高考志愿填報上表現出趨于保守和盲目的特點，他們在選擇學校類型時，傾向于選擇費用便宜、對學生有優(yōu)惠政策(如師范、農林、地質、軍事院校)的高校。與此截然相反的是，富有階層的子女在報考的時候，他們關注的已經不是教育機會本身，他們追求的是教育機會的“品位”，及其學校的聲望、師資、設施，更多地選擇經濟發(fā)展水平較高地區(qū)的高校、綜合類高校、教育部直屬高校。放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在填報志愿時無奈地選擇收費相對較低的學校或專業(yè)是貧困學生群體無奈的選擇。

(三)高等教育資源不合理的分配政策導致教育過程的不公平

我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由于地區(qū)之間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等方面因素的影響，各地區(qū)的發(fā)展水平很不平衡。改革開放后，我國采取了區(qū)域經濟傾斜政策，在客觀上拉大了東部地區(qū)與中西部地區(qū)的差距。由于經濟發(fā)展水平的差距，使東部經濟發(fā)達地區(qū)的教育資源遠遠多于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表現在高等院校布局的不合理。2002年，東部Il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共有普通專科院校633所，其中本科院校304所、?？圃盒?29所，分別占全國高?？倲档?5.34％，48.33％，42.89％，分別是西部地區(qū)(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12省市)的1.91，2.05，1.79倍。其中，北京、河北、遼寧、江蘇、山東、廣東六省市高校數均超過60所，合計504所，占全國高?？倲档?／3強，超過西部12省市高校總和(33l所)。高校數最多的江蘇省(93所)比最少的自治區(qū)(3所)高出30倍。另外，72所教育部直屬高校僅北京、上海就有30所，是西部12省市直屬高?？偤?12所)的2，5倍，西部有2／3的省份(8個省市)沒有教育部直屬高校。第二，表現在教育投入政策的失衡造成生均經費的巨大差異。我國的高等教育投入政策明顯傾向于重點高校，各種教育資源都向“985工程”與“211工程”院校傾斜，其他眾多的地方高校卻沒有同樣的待遇。以貴州和上海的比較為例，1988年，上海高校生均經費為3359元，貴州為2617元，到了1998年，上海高校生均經費增長為21330元，貴州只有7145元，在短短的lO年間，地區(qū)間高等教育經費投入的差距是如此之大，這必然造成了地區(qū)間高等教育質量、規(guī)模及地區(qū)間學生受教育機會的巨大差距。顯而易見教育投入政策的不均造成了辦學條件的顯性失衡，進一步導致教育觀念、教師素質和科研能力等軟資源的失衡，這必然影響到教育過程的不公，繼而由教學過程的若干不公平導致教育結果的不公平。

(四)教育政策的性別歧視影響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起點、過程和結果公平

我國的教育方針、教育政策、教育法律，基本上體現了教育的性別平等。明確規(guī)定“國家保障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文化教育權力”。但是在具體的教育政策中還存在著性別歧視的傾向。具體表現為：第一，高校招生方面的限制因素。高校招生過程中，雖然國家沒有作出限制女生的規(guī)定，但“同優(yōu)不同取”的現象依然存在。在某些院校的某些專業(yè)，寧愿降低幾分甚至十幾分多招男生也不愿招收女生。同時，高校招生過程中往往限制女生的錄取名額，認為女生學理工科不如男生。這些因素無疑人為地降低了女性的入學機會，對女性接受平等高等教育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第二，女大學生就業(yè)難。隨著高校的擴招，大學生畢業(yè)人數也隨之增加，就業(yè)難已成為高等教育領域的普遍現象，而女大學生就業(yè)難的問題尤為突出。女大學生就業(yè)難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就業(yè)機會的不平等；

二是女性就業(yè)層次比男性低。目前社會的多種職業(yè)在其他條件同等的情況下總是優(yōu)先錄取男性，女大學生在畢業(yè)求職過程中總會遇到性別歧視，雖然社會各界一直在呼吁男女平等，可很多用人單位依然拒絕接受女大學畢業(yè)生。據統(tǒng)計，在相同條件下，女畢業(yè)生就業(yè)機會大約只有男畢業(yè)生的87.7％。

女性就業(yè)層次也明顯低于男性。女性在一些對知識與技術要求較高的行業(yè)所占比例偏低，在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yè)，女性只占該行業(yè)職工人數的36.98％；在金融保險業(yè)女性只占職工總人數的39.53％；國家、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女性供職人員更少，只占22.65％。

綜上所述，從我國現有的公平政策來考察，既需要完善原有的公平政策，更需要構建新的公平政策體系保障高等教育公平。

二、高等教育公平政策體系的構建建議

(一)改革高考招生錄取制度

完善、科學、合理的高考招生制度是保障入學機會均等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改革高考招生錄取制度，就是要逐步消除高考招生的地域差別，克服各地區(qū)之間因錄取分數的巨大差異導致的不公平。首先，盡最大可能在全國范圍內統(tǒng)一錄取分數線。比如，可以嘗試按照各省份的經濟指標、人口數量、教育發(fā)達程度以及高等教育資源的豐富程度等核心指標，將全國30幾個省分為幾個大區(qū)，在經濟和教育發(fā)展水平大體相當的大區(qū)之內逐步實行按分數統(tǒng)一錄取的辦法。其次，改革分省定額的招生方式，在指標投放上逐步實現以各省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為基準進行分配。中國政法大學2006年對招生制度進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計劃首次按人口比例確定。成為全國首所按人口比例下達分省招生指標的高校。這項招生制度改革已經得到了教育部有關部門的認可。再次，要保證高考錄取過程中的透明性，杜絕高考腐敗。應該完善法律建設，出臺相應的法規(guī)，對高考及招生錄取過程進行規(guī)范，加大違規(guī)處理力度，杜絕權力、金錢對入學機會的不法侵占。高考是一種人才選拔機制，在現代法治社會，考試既要有紀律層面的規(guī)范，也要重視將其納入立法的領域，也需要法律的剛性約束。

(二)完善獎學金、貸學金等貧困大學生資助體系

依據高等教育成本分擔原則，大學生繳費上學是世界高等教育發(fā)展的共同趨勢。但我國現行的大學收費制度對貧困家庭來說，不堪重負，家庭的經濟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學生能否享受到優(yōu)質高等教育的機會。目前，我國高校的學生資助體系包括“獎、貸、勤、減、免”幾項制度。其中的“貸”即國家助學貸款，是我國最主要的學生資助形式。但在我國的高校學生貸款還存在著“貸款形式單一”“銀行貸款利小風險大”“償還制度不盡如人意”等突出問題，需要進一步完善。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大學生資助體系就成為當務之急。首先，完善國家助學貸款制度。各高校要協調好與金融機構的關系，調動各種機構對學生資助的積極性，擴大貸款量和貸款面。其次，各高校要加強與社會各界的聯系，設立社會助學金。要吸引慈善組織、民間基金會、社會團體、企業(yè)和個人在高校設立助學金，資助和獎勵那些家境貧寒而品學兼優(yōu)的學生。再次，完善助學貸款的回收機制。既要加強大學生信用評價體系的建設，又要逐步建立普通高校學生個人信用征詢系統(tǒng)，保證銀行發(fā)放的貸款得以順利回收。同時，政府也要保障大學畢業(yè)生的就業(yè)機會和收入狀況，確保助學貸款的還貸率，維護助學貸款的可持續(xù)性。

(三)促進資源配置的合理化

我國從1994年開始，通過共建、合作、合并、協作等方式從宏觀層面對大學教育資源進行了再配置。但從1999年我國實行高校擴招政策后，我國教育資源是短缺的，既有總量性短缺，又有財政性、體制性短缺，而合理配置教育資源，切實解決城鄉(xiāng)、區(qū)域之間、高校之間教育資源分布的不合理，是目前解決高等教育不公平問題的一個關鍵因素。為此，政府要加大公共資源的投入力度，建立公共教育資源配置制度，調整資源配置政策的依據和導向，實現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的依據從過去的以地位和層次為主向多元的橫向分類與縱向分層有機結合的轉變。具體來說，應該從兩個層面人手：從政府的層面來講，要形成高等教育資源優(yōu)化統(tǒng)籌的戰(zhàn)略，全面考慮全國范圍內高等教育不同地區(qū)、不同層次的現狀和需求，合理、均衡地進行教育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從高校的層面來講，要注重科學規(guī)劃，充分利用高等教育現有資源，走擴大內涵發(fā)展高等教育產業(yè)的道路，大力提高高校的辦學效益。既要注重學校自身效益又要注意社會公眾效益，既注重從外部爭取資源又注重內部資源優(yōu)化和利用率的提高，從而形成科學合理的高等教育資源優(yōu)化配置機制。

(四)進一步完善并實施保證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規(guī)

教育法制化是現代國家教育發(fā)展的重要特征。法律具有權威性，嚴肅性，是調整各種關系的根本手段，只有運用法律的形式規(guī)范教育領域中的各種關系，女性教育的發(fā)展才有法律上的保障。目前，我國已有了一些保障女性平等參與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規(guī)，但在具體實施方面還差強人意。首先，政府應從宏觀的角度建立健全體系性別平等的保障婦女受教育權利的法律法規(guī)體系、建立完善女性教育執(zhí)法監(jiān)測監(jiān)督制度。其次，政府應確保政策的順利實施。保證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獲得與男性平等的教育資源，對歧視女生的學校及拒不接收女大學畢業(yè)生的單位及個人施以懲戒。只有通過立法程序，把國家關于教育公平的方針政策和制度措施等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使之成為整個國家的意志和整個社會所遵守的準則，高等教育公平才能真正得以實現。

(五)構建高等教育質量保障體系

教育質量是高等教育發(fā)展的核心問題，也是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生命線。政府要加強對高校辦學行為的宏觀調控，并制定必要的法規(guī)法令，規(guī)范專業(yè)設置的標準和條件，避免盲目重復設置所謂的“熱門專業(yè)”。同時，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高等教育教學質量。在加強對本科生、研究生教育質量的評價同時，教育行政部門應建立分類評價的質量保障體系，將質量評價結果與教育資源配置掛鉤。高校內部也應健全質量監(jiān)控體系，形成質量立校的長效機制。

(六)規(guī)范成本分擔方案

高等教育的準公共產品屬性，決定了個人、國家、社會、家庭各方均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應根據利益獲得和能力支付原則構建受益各方合理參與的教育成本分擔機制。毫無疑問，國家應該成為成本分擔的首要主體，因為國家的投資對高等教育的發(fā)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個人和家庭的成本分擔比例應該降低。因為個人分擔過多，將會嚴重影響到教育的公平，家庭收入低的學生會因繳納不起高昂的學費而放棄入學的機會。另外，國家還可以通過制定相關的法規(guī)，鼓勵社會資金參與教育的投入。

參考文獻：

[1]周濟，推進教育事業(yè)科學發(fā)展為建設人力資源強國而奮斗[J／OL]http：／／www，gov，cn，2008-01-04。

篇5

【關鍵詞】高等教育 教育資源 對口支援 政策研究

【基金項目】本論文由以下兩個課題資助：孫琨懿主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課題《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支持對口支援工作機制研究――以貴州省為例》；孫琨懿主持貴州省教育廳課題《貴州省高校對外合作長效機制的構建研究――以貴州大學為例》。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3）09-0010-02

1.對高等教育的資源進行優(yōu)化配置的意義。

加強高等教育的資源實現優(yōu)化配置，有著至關重要的現實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可以協調和促進現代社會的發(fā)展。當前在我國的現代化高等教育的區(qū)域問題上，還是存在很大的差異性，東部等沿海地區(qū)高等教育發(fā)達，而西部地區(qū)的教育事業(yè)則相對比較落后?！?】縮小高等教育的區(qū)域差距，實現教育資源尤其是高等資源的優(yōu)化和科學化配置，建立公正、公平、有效的高等教育體系，大力發(fā)展不發(fā)達地區(qū)的高等教育事業(yè)，建立于當前的經濟社會發(fā)展情況相適應的高等教育優(yōu)化配置體系，對于促進整個經濟社會的快速協調發(fā)展意義重大。【2】

1.2可以促進我國現階段高等教育自身發(fā)展。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下，高等教育資源的配置也存在不平衡的現象，表現在資金、人才、物力、技術、地區(qū)等各個方面，這些問題迫切的需要我們進行改善和解決，從而通過對口支援等形式提高高等教育資源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整合區(qū)域資源的優(yōu)勢，實現共同發(fā)展和相互促進。【3】三是可以促進國家的安全保障。通過對口支援等形式促進高等教育的資源優(yōu)化配置，可以促進西部不發(fā)達地區(qū)的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發(fā)展，進而起到增強民族共同繁榮和發(fā)展的良好作用，促進國家的團結和諧?！?】

2.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的含義。

在整個社會的資源進行優(yōu)化配置過程中，高等教育資源的配置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隨著經濟社會的迅速發(fā)展，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5】高等教育的主管部門和各教育主體，通過一定的配置方式，以不同的方法和渠道，對高等教育的資源進行優(yōu)化配置，從而起到良好的經濟、社會等效益。主要表現在：一是可供配置的資源有限這是大前提，而配置又是動態(tài)的行為和過程。將一定的資源實現效益最大的配置或是盡可能的配置最少的資源并實現最大的效益，這就是優(yōu)化配置。高等教育的資源配置可以以純計劃、純市場、兩者相結合這三種形式進行。通過國家的計劃和政策要求，對高等教育資源進行配置的方式是純計劃配置方式。這種方式考慮到社會的宏觀利益和經濟社會的發(fā)展情況，將資源重點配置到重要的區(qū)域和部門，培養(yǎng)的人才也是通過國家統(tǒng)一分配來實現。國家在這種配置行為中占主體地位。純市場的配置方式則是通過高等教育和經濟社會的自然規(guī)律，通過市場調節(jié)的手段，實現公平的資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區(qū)域和部門?！?】配置的主體是企業(yè)、消費者等社會群體和市場，而不是國家。為了和市場經濟的體制相適應，我國已經逐步將市場的方式和計劃的方式相融合，充分發(fā)揮兩者的優(yōu)勢特點，從而實現資源的最優(yōu)配置。高等教育的資源如何進行配置，采取哪種方式進行配置，不是任意而為的，而是由當時的經濟發(fā)展環(huán)境和模式決定的，因為教育資源的配置方式當然要為經濟發(fā)展來服務、相適應?，F代的經濟社會建設情況要求高等教育必須拋棄計劃經濟的約束，走出傳統(tǒng)的計劃陰影，主動與社會實踐相結合?！?】

3.當前我國的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的現狀和特點。

高等教育的自身發(fā)展情況影響著高等教育資源的配置情況。近年來，我國的高等教育進入了大眾教育的時期，從1999年的高校開始擴大招生到現在，我國的高等教育實現了在校學生的連年擴招，到2001年全國實現招生已經達到380多萬人，在全球也算得上最多的招生數。到2002年底分布在我國各地的學校共有117萬多所，其中高等教育學校達2000多所，高等教育的在校學生達到了1600多萬人?！?】各級政府逐步加大對教育的資金支持和投入，2002年國家對教育的財政支出占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3.5%，達到歷年來的最高水平。同時，各大高校的教育教學水平也在逐步改善和加強，2002年，全國的高校建設實際面積達到3億平方米，高校的教職員工達到130萬人，其中教輔類員工有15萬人，專業(yè)類教師達到62萬人，行政工作人員達到21萬人，工勤類人員15萬人。在近年來的發(fā)展中，我國的高等教學教育情況日益發(fā)展，教學水平和教育的質量得到了不斷的增強，高校的科研和建設力量得到進一步的提高，高等學校對全社會的經濟社會進步貢獻著越來越大的力量。在這么好的發(fā)展環(huán)境下，高校的資源發(fā)展還是不能滿足整個教育的發(fā)展需求，人們群眾日益增長文化物質需要和生產力落后的矛盾同時也決定了高等教育的資源未能合理配置和高等教育的發(fā)展存在一定問題。同時，歷史、經濟、地理的因素也使得教育在資源的配置和發(fā)展上存在不均衡的現象，尤其表現在東西部的區(qū)域間、城鄉(xiāng)的學校間等，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這就導致教育的不公平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區(qū)域間的不平衡發(fā)展同樣使地方差異日趨明顯。

3.1資源配置上的地方差距逐漸擴大。當前各地方的高考在錄取的成績上有很大的差距，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高等教育的資源分配不合理。經濟發(fā)達的地區(qū)高等教育的資源也相對雄厚一些，例如北京、上海、廣東、江蘇、山東、遼寧等均占有大量的高等教育教學資源?！?0】經濟發(fā)達的省份高等學校可達三四十所，而經濟尚不發(fā)達的省份甚至不足十所。全國五分之四的高校集中是東部沿海發(fā)達地區(qū)，尤其是各個省份的省會城市。這就使高等教育的的資源呈現分布的不平衡性，影響了高等教育的長期良性發(fā)展，與教育公正性的原則相違背，加劇了城鄉(xiāng)的差距?！?1】而且教育的水平和能力也是不均衡的，中東部發(fā)達地區(qū)的教育質量較高，而西部欠發(fā)達地區(qū)的教學質量不高、規(guī)模較小，人才缺乏，資金不足。近些年來，我國的高等教育事業(yè)發(fā)展迅速，規(guī)模日趨擴張，尤其是西部的教育事業(yè)也在不斷的發(fā)展壯大中，只是在發(fā)展速度和發(fā)展規(guī)模上仍要落后于中東部地區(qū)。教育事業(yè)是一個地區(qū)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動力和源泉，人才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都要依靠高等教育的提高。所以，有的時候看一個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前景如何，通常要考慮到該地區(qū)的教育文化發(fā)展水平。【12】

3.2高等資源的分布結構不科學、不合理。受教育者的數量眾多，教育相關資源卻不豐富，2003年高等教育學生數量達到900萬人，比1994年的250萬增長了三倍多，而教育資源和資金等的投入卻沒有達到這樣的倍數，并且當前我國在高等教育的投入上要遠遠低于世界范圍的水平。面對這種情況，在教育部頒布執(zhí)行的振興教育行動中，明確指出政府資金要實現的教育投入。財力、人力等資源投入的比例也存在不合理性?！?3】在青海、、寧夏、貴州等省份，連續(xù)多年不斷加強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但是發(fā)展情況卻不容樂觀。主要原因在于人力方面的投入太低，不能與經濟發(fā)展、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相適應。在我國還存在學生和教師比例不科學的現象。在世界范圍內的師生比例是1：4，而我國的師生比例已達到1：16，學校師資方面的力量始終沒能得到補充和增強。我高校的教職員工中，專業(yè)教師人數少，而后期黨政工作人員較多。世界范圍來看，高校的專業(yè)教師和其他職工的比例為1到2，而我國現階段就這一比例來看還是達不到1的，跟國際的平均情況還有距離。并且，高等學校的在校學生中，研究生以上學歷的學生所占比例小，而本科生所占比例較多。

3.3高等教育的資源不合理配置影響公平公正為主兼顧效益的原則。國家通過財政補貼和撥款實現對教育的支持和發(fā)展，在資金撥付的時候，往往是根據學生和教職員工的人數來實現的，而不是從學校的辦學規(guī)模、效益高低及教育質量著眼。學校的規(guī)模大、學生和教師的人數多，就可以申請較多的撥款和費用，從而不考慮學校的實際需要，而盲目的擴大學校規(guī)模和招生?！?4】這就導致教育資金過分集中，單純的將人數多少、規(guī)模大小分配資源，這實際上是失去了教育公平的原則。不同的地區(qū)在高校教育的經費上是有著較大差距的，2001年貴州的人均學生教育經費不足北京人均學生教育經費的1/7。國家在不同地區(qū)的教育投資是不平衡的，往往是重點幾所大學發(fā)展實現良性循環(huán)，越來越快，而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的大學則發(fā)展趨于緩慢。

3.4對高等教育的資源利用效果不好，實現效益不強。高等教育的資源不合理配置另一個具體的實際表現就是資源的靜置，而忽略了動態(tài)價值，使許多資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15】高等教育的資源可以實現整個社會的共享，這也是高校在發(fā)展建設中秉承的原則，可是實際工作中，一定的物力、人力和財力一旦分配到具體的學校和地區(qū)，往往是沒有具體的制度進行使用權利的詳細而明確規(guī)定的。如果政府主管部門能著眼教育資源實現動態(tài)管理，不但是從一個學校、一個地區(qū)來考慮教育資源的配置，相信會有更多的教育資源實現更大的利用程度。

4.我國高等教育對口支援政策的研究。

高校對口支援的各項工作中最核心的應該是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對對口支援各項政策的研究，將有利于實現公正、公平、有效透明的資源配置問題?！?6】

4.1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水平對對口支援工作的影響。從一般的規(guī)律上來說，經濟社會的發(fā)展程度高，科技文化發(fā)展情況好，高等教育的資源配置的障礙就相對較少，實現效果就越好。經濟社會的發(fā)展是高等教育的發(fā)展情況的動力和支撐，同時影響著高等教育所培養(yǎng)的人才是否能被社會良好的接受、吸納，從而為經濟社會發(fā)展貢獻更大的力量?！?7】西部地區(qū)、少數民族聚居地區(qū)多是經濟不夠發(fā)達的地區(qū)，對教育的支撐力自然就差些。沒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做基礎，上層教育建筑必然會受到影響。比如，教育教學和社會實踐經驗都非常豐富的教師，會在學校帶出一批既有理論知識做基礎，又有實際操作能力做后盾的社會需求型人才。這樣的人才勢必會被當地的企業(yè)和社會所認可、所需要，因為他們對企業(yè)和社會的發(fā)展會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在嘗到人才對企業(yè)和社會發(fā)展帶來的利益之后，學校和企業(yè)之間就會進行廣泛合作，加強對企業(yè)的培養(yǎng)和塑造，進而更加進一步的提高教育教學的質量，改善高等教育的學科設置和安排，進一步提高教師的能力和水平，改善學校的教育教學環(huán)境，這樣教育的良性循環(huán)就建立了起來。

4.2相關政策和制度的對對口支援工作的制約。技術上的發(fā)展和突破、制度上的調控和約束這是解決一個社會問題的兩條基本方法。技術主要是指科學技術文化上的專業(yè)性發(fā)展。而制度則主要是指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教育管理、科技創(chuàng)新等各個方面的政策?！?8】國家通過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來實現對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如各級政府對高校的經費撥款制度、各地區(qū)的高考錄取分數線的制定制度、國家重點高校實現申報和評估的制度等等。這些制度的制定都會在不同的層面上影響一個學校甚至是一個地區(qū)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情況。相對于經濟社會的發(fā)展情況而言，教育政策和制度對高校發(fā)展的影響是更常見、更直接的。

4.3人文地理自然等條件對對口支援工作的影響。一個地區(qū)的地理優(yōu)勢、環(huán)境狀況、交通情況、民俗習慣、人文歷史、傳統(tǒng)情況等都影響著當地教育資源的配置?！?9】這些情況的存在影響著學生在高考填報時的擇校情況，學生如此，教師的工作安排也是如此。優(yōu)良的人文地理自然環(huán)境和條件將會吸引大量的人才前來工作和發(fā)展。否則，沒有優(yōu)秀的教師，沒有優(yōu)質的生源，再好的學校也無法實現長遠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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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美國 國家政策 高等教育 國際化

一、引言

美國作為世界資本主義國家頭號強國，不但成為世界科研和技術發(fā)展的中心，也成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全球人才的聚集地?？萍冀逃馁Y源聚集反過來又成為美國經濟、政治、軍事、科技和文化的強勁引擎。

冷戰(zhàn)期間，美國曾經多次檢討自己的教育政策，并發(fā)起聲勢浩大而又影響深遠的反思，疾呼美國教育已經落后。雖然這種反思不乏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別有用心”，但美利堅民族勇于正視自己缺點的務實態(tài)度卻促進了本國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教育事業(yè)的大發(fā)展，進而又推動了其他部門的飛速發(fā)展。美國航天領域龐大的“阿波羅計劃”將其他國家遠遠地拋在了后面。再如，美國的“硅谷”一直引領世界電子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的潮流。這一切都和美國一直奉行的夯實教育基礎，著力發(fā)展自然科學和理工科的教育戰(zhàn)略密不可分。

如果說美國在冷戰(zhàn)時期的教育政策是為美蘇冷戰(zhàn)這一大戰(zhàn)略服務的，那么冷戰(zhàn)結束后的美國教育政策則是圍繞保持國家在冷戰(zhàn)后新時期全球唯一超級大國政治和經濟地位這一目標而制定并付諸實施的。

二、美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策略

美國教育全球中心地位的保持和鞏固是通過兩個方面來實現的：一方面利用美國的經濟優(yōu)勢和全球教育科研中心地位吸引世界各國的優(yōu)秀學生和學者到美國留學和研究。美國通過政府、社會和各種組織機構提供的優(yōu)厚獎學金吸引世界各國的優(yōu)秀人才以留學生和訪問學者身份來到美國為美國的經濟和科技服務。美國各高等學校對來美的理工科博士研究生一般都提供充足的獎學金，申請的程序也相對簡單。即便是經濟水平相對較低的美國中西部各州的高等學校對于理工科博士研究生的支持也很到位。比如，內布拉斯加州是美國傳統(tǒng)的中西部農業(yè)州，人均最低生活標準為1100-1200美元。然而，內布拉斯加大學的博士研究生不但有充足的獎學金支付全額學費，而且還能每月得到稅后約1600美元的研究津貼，保證了博士生能毫無后顧之憂的進行科學研究，完成學業(yè)。

此外，美國高等學校還向國際留學生和學者提供了世界上最理想的教學研究環(huán)境；通過政府、學校和基金會等不同機構為本國和外國學者提供研究資金；通過頒布法律的形式，吸引尖端人才加入美國國籍將其留在美國，為美國的經濟和科技發(fā)展出力。據統(tǒng)計，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美攻讀理工科的博士研究生五年之后留在美國工作生活的比例一直在90%以上。

對于來自其他國家的本科和大部分碩士研究生，美國高校和政府則把他們當成刺激經濟發(fā)展的“錢袋”。每年外國留學生為美國帶來數百億美元的收入。外國留學生的涌入還給美國帶來大量的工作機會，最直接的是將留學生吸引到具有各國各民族特色的餐館、小型雜貨店和文化場所里，一方面提高了當地的稅收收入，另一方面又帶動了勞動力市場的興旺。

經濟危機爆發(fā)后，美國政府為了重振經濟，刺激就業(yè)，調整了留學、移民政策，提高了留學生簽證通過率。2010年11月15日，美國國際教育研究院（IIE）公布的2010年美國門戶開放報告顯示，赴美國際學生在2009/10學年呈持續(xù)增長勢頭，達到3%，留美學生總數高達690，923人。其中最為顯著的是中國首度成為美國最大留學生來源國，增長率約30%，超過往年的榜首印度（18.5%）。中國學生從上年度98，235人增至09/10學年的127，628人。該報告指出：美國對于國際學生總體持歡迎態(tài)度，希望繼續(xù)擴大在世界教育中的影響力，鼓勵更多的國際學生進入美國高校學習，并為此保持穩(wěn)定寬松的留學政策來吸引國際學生。

三、美國政府對教育國際化的影響

（一）立法支持

2008年，美國國會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國家在今后若干年內提高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戰(zhàn)略目標。《2008提高國際開放程度以提高美國國家競爭力法案》旨在“通過保持并提高美國吸引國際學生、學者、科學研究者和訪問學者的能力……進一步增強美國的國家安全”。在該法案中，美國決策者明確了加強國際教育交流對美國實現全球領導競爭力戰(zhàn)略目標的重要作用；美國政府各部門應該在不犧牲國家安全的前提下，保持吸引國際學生、學者和科學研究者的競爭力；在移民、簽證政策方面，美國政府應保持歡迎外籍人士赴美的姿態(tài)。

（二） 調整簽證政策

2011年5月份，美國再次調整了簽證政策，以提高吸引國際優(yōu)秀人才、學者的競爭力。留學簽證政策調整有效期部分增至4年。為了吸納更多理工科學生、訪問學者赴美，改善一些美國著名大學留學生數量明顯下降的問題，美國國務院宣布放寬對某些敏感科技領域的學生、訪問學者的“Visa Mantis”特別簽證嚴格審查程序。本次政策放寬調整涉及持有F類（學生）、JH類（臨時工作人員）、L類（公司內部調動人員）、B類（旅游和商務）簽證。調整后，這些簽證持有者的簽證有效期不必每年重新審查，敏感專業(yè)學生簽證有效期最長可達4年，工作簽證有效期可達2年。

（三）鼓勵本國學生出國留學

近年來，美國政府不斷鼓勵本國學生到其他國家留學，提高本國學生了解世界的能力和眼界。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肯尼迪政府就提出“和平隊”計劃，向發(fā)展中國家輸送各行各業(yè)有經驗的志愿人員，特別是教師和醫(yī)生，幫助這些國家解決人力資源短缺的問題。這些志愿人員為派駐國的經濟社會發(fā)展做出了貢獻，擴大了美國在發(fā)展中國家的正面影響，增強了美國的軟實力。

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fā)后，美國的政治經濟實力面臨空前的挑戰(zhàn)。為了重振昔日雄風，美國眾多的民間機構、智庫向總統(tǒng)和國會積極獻策。國際教育工作者協會（NAFSA）于2008年向政府提出了一個名為“國際教育――公共外交領域中被忽略的方面：給下任總統(tǒng)的建議”（之后簡稱“建議”）的報告。報告呼吁美國政府應該正視“國際教育已成為解決美國面臨諸多挑戰(zhàn)的基礎……如今的美國缺少能意識到國際教育潛能的政策……（美國）應該自覺地將國際教育作為與全世界人民追求共同目標的途徑。正是通過國際教育，我們才能與世界其他地區(qū)建立持久的對話基礎和伙伴關系，并為形成世界和平、安定、幸福的長久局面創(chuàng)造條件。” “建議”在重申了吸引國外學生和學者赴美學習、研究和生活的一貫政策的同時，著重強調了將美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實現放在海外留學上的構想，并將其作為美國本科教育的組成部分；“建議”還呼吁加強美國教育與其他國家的國際交流和志愿者服務項目，如“和平隊”，來改善美國的國家形象。

2009年11月，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提出了“十萬強計劃”，致力于快速提高美國學生赴中國進行短期學習和留學的數量。2010年5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訪華，在北京正式提出“十萬強計劃”，強調要加大美國高校對中國高校輸送短期訪問學生的力度。美國政府還計劃到2017年，向世界其他國家輸送100萬美國留學生。

四、結語

通過一系列國家政策層面的措施，美國政府既幫助本國高等學校保持國際競爭力和領先地位，也促使美國年輕一代走出國門，促進與其他國家的交流，并將美國的文化價值觀傳播到派出國家或地區(q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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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民辦高等教育教育政策政策體系

［作者簡介］張曉紅（1976- ），女，河南商丘人，黃河科技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方向為教育法學。（河南鄭州450006）

［課題項目］本文系河南省教育科學“十一五”規(guī)劃2010年度重點課題“民辦高校法人治理機構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課題編號：［2010］-JKGHAG-0338）

［中圖分類號］G649.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3985（2014）15-0023-02

民辦高等教育是我國教育事業(yè)體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民辦高等教育機構的發(fā)展需要多種條件的配合，其中，政策法規(guī)是最重要的條件保障。民辦高等教育政策的合理性、科學性及相關政策環(huán)境的優(yōu)劣，對民辦高等教育機構的發(fā)展會產生明顯的推動或阻礙作用。認真研究我國陸續(xù)出臺的有關民辦高等教育發(fā)展的政策，對梳理并完善我國民辦高等教育政策、推動民辦高等教育機構的健康發(fā)展，具有重要的理論研究意義與實踐價值。為落實“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加強管理”的方針，真正貫徹國家發(fā)展民辦高等教育的要求和指導思想，本文主要針對我國民辦高等教育政策法規(guī)發(fā)展的特點和趨勢，借鑒國外先進的民辦高等教育管理經驗，對未來民辦高等教育的政策發(fā)展、法制保障提出相關建議。

一、端正認識，準確認識民辦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國，公辦高等教育長期占據絕對的優(yōu)勢地位，加之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民辦高等教育一開始就被貼上各種“標簽”，受到種種非議和責難，即使在民辦高等教育大發(fā)展的今天，仍有不少人提到民辦高等教育就搖頭、譏諷，甚至“談民色變”。有人認為，“政府認識不足是導致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發(fā)展緩慢的最重要原因之一?！雹僭谶@樣的大環(huán)境下，我們必須為民辦高等教育營造一個公平、和諧的發(fā)展環(huán)境，徹底端正認識，準確定位，從思想根源、立法源頭上解決問題。

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發(fā)展之初，就碰上了姓“私”還是姓“民”的問題，公眾和學界對此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由于受傳統(tǒng)文化和公眾固有偏見的影響，民辦高等教育長期處于公辦高等教育的陰影下，在不公平的環(huán)境中艱難生存發(fā)展，“唯公性”成為一貫堅持的教育政策理念。在教育政策的制定上，也或多或少地受了“唯公性”影響，甚至以公辦高等教育為范本，凡事先考慮公辦高校的利益，使民辦高等教育喪失了與公辦高等教育公平競爭、發(fā)展的政策基礎。在未來的發(fā)展中，我們應首先端正教育政策理念，樹立“教育沒有公私之分，只有好壞之別”的思想，在教育政策的制定中，不以“公”“私”來劃分教育的高低、好壞，因為民辦高等教育首先姓“教”。同時，也要切實認識到“發(fā)展民辦高等教育首先是政府的需要，投資者、辦學者幫助政府分擔高等教育供給的責任，應該得到褒揚和支持”②。如果做到了，民辦高等教育才能真正成為國民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才能真正做到與公辦高等教育的公平發(fā)展、公平競爭，從而形成公辦、民辦和諧發(fā)展的格局。

二、完善政策內容，明晰民辦高等教育發(fā)展的核心問題

1.落實民辦高校辦學自政策。民辦高校作為獨立的辦學實體和法人單位，享有充分的辦學自，這是由民辦高校本身的性質和特點決定的。從目前所頒布的《民辦高等教育促進法》來看，民辦高校主要享有有限的教師聘任權（第二十四條）、自主招生權（第二十五條），但缺少自主決定專業(yè)設置權，這些自對民辦高校的存在與發(fā)展至關重要，但現在法律僅賦予民辦高校部分的辦學自。應該指出，《教育法》第二十八條規(guī)定的學校應享有的權利，對民辦高校也是適用的。落實這些權利，不但可以充分調動辦學的積極性，而且可以增強民辦高等教育的成本意識和自我管理能力。

2.落實減免稅收的相關政策。民辦高等教育是一個非企業(yè)單位，應當在收入和稅收方面按照非企業(yè)單位進行管理。在國際上，通常的做法是“減免學校稅收”。是否執(zhí)行稅收優(yōu)惠政策及執(zhí)行結果，對于民辦高等教育的發(fā)展至關重要。我們應盡快進行改革，主要圍繞民辦高等教育，出臺相應的標準和要求，確保民辦高等教育享有與公辦學校同等的優(yōu)惠政策。

3.明細并落實“合理回報度”。分析民辦高等教育機構的資金來源，中國的民辦高等教育機構基本上是“投資學校”，通過資本運作獲得回報成為民辦高等教育界的共同愿望和自然驅動。同時，投資者的回報也是解決高等教育資金來源的重要途徑。《民辦高等教育促進法》在“合理回報”方面進行了規(guī)定，但沒有明確“合理回報”的具體措施，也沒有明確“回報的合理程度”，更沒有配套的政策法規(guī)。我國應盡快修改完善相關政策，出臺細化的具體措施，使立法原則得到貫徹。

4.明晰并落實產權政策。我國民辦高等教育機構所面臨的一個大問題就是產權政策。如何看待和界定民辦高等教育機構的資產，關系到民辦高校的生死，也影響民辦高等教育事業(yè)甚至整個高等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筆者所在的課題組建議，我們應借鑒其他國家私立高等教育發(fā)展的經驗，將民辦高等教育進行分類管理，即區(qū)分“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在此基礎上建立較為合理的法人產權制度，以明晰舉辦者（投資者）與學校法人的產權界限，保護民辦高等教育舉辦者和民辦高等教育法人各自的合法權益。同時，我國政府應盡快建立民辦高校資產監(jiān)督與管理制度，切實履行監(jiān)管責任，保障民辦高等教育法人的財產權。

5.增加評估政策。長期以來，國家對民辦高等教育的評估都參照公辦高校的模式和標準，沒有制定單獨針對民辦高校的標準，也沒有考慮民辦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和現實狀況，造成評估工作的信度不夠、效度不高。因此，民辦高等教育評估應建立質量的多元概念，確立滿足社會需求的質量理念，注重整體質量和差異化的質量需求，以及不同層次和類型民辦高等教育的需求差異，采取不同質量標準的評估和評價模型。

6.制定資助政策。“政府的資助不僅僅是一種經濟行為，更體現了政府對民辦高校的實質性接納和深層次關愛。”③民辦高等教育同公立高等教育從性質上來說沒有區(qū)別，同屬公益事業(yè)，承擔著為社會培養(yǎng)人才的任務，應該由政府補貼。但是，我國民辦高等教育沒有獲得政府的財政支持，國家還沒有將民辦高等教育納入國家資助的范圍，撥款只停留在平衡層面，并沒有直接資助。國外民辦高校所需資金的一項重要來源是西方國家資助，而且這筆資金力度在不斷加強。因此，中國應借鑒國外經驗，從給予民辦高等教育資助政策、政策優(yōu)惠、稅收減免出發(fā)，逐步加強對民辦高等教育的直接財政支持，將民辦高等教育真正納入國家的教育體系。

三、完善配套法規(guī)，構建完整的民辦高等教育政策體系

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發(fā)展政策不僅僅滯后于機構的發(fā)展，而且缺乏相關配套的政策法規(guī)，還未建立完整的政策體系，從而導致有關民辦高等教育機構的政策在實際執(zhí)行中很難落到實處。鑒于此，在修訂有關民辦高等教育機構管理政策時，應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時出臺有關民辦高等教育的政策，構建完整、完善、合理的民辦高等教育政策體系。

1.合理布局、精心設計，完善民辦高等教育機構發(fā)展政策的配套。政策的配套性，意味著不是一個孤立的政策，應注意配套的設計和實施細則的落實，以及當地政府的政策和法規(guī)?！睹褶k教育促進法》實施后，在有關稅收政策、合理回報的策略、產權政策等諸多方面，都沒有出臺相關配套措施，使得《民辦教育促進法》的實施存在障礙。為保障《民辦教育促進法》的順利實施，各地方政府也應采取行動，制定適合本地條件或實施條例的細則，并促進和監(jiān)督《民辦教育促進法》的實施，確保民辦高等教育政策的有效性，使民辦高等教育政策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同時，在制定國家和地方的相關政策時，應注意收放結合，以便更好地發(fā)揮動態(tài)平衡和指導協調的作用。

2.完善民辦高等教育政策體系。政策體系是指所需要的民辦高等教育政策作為一個政策體系，可以使體制內的政策與政策之間互相協調、互為補充，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在這方面，中國應該向日本學習，從水平和垂直角度入手，建立縱橫交錯的私立高等教育的三維網狀政策體系。（1）從橫向角度分析，應提高民辦高等教育政策和法規(guī)的完整性和邏輯性。當前，我們執(zhí)行的民辦高等教育政策是以《民辦高等教育促進法》及《實施條例》為核心，具體政策如發(fā)展政策、體制政策、組織和管理政策、師資政策、收費政策、評估政策、捐贈策略、審核策略等，很多沒有引入民辦高等教育的相關規(guī)定，導致出現無法可依的局面。未來，具體政策應盡快在民辦高等教育的各個方面有所改善，發(fā)揮政策的優(yōu)勢互補作用，增強前瞻性。（2）在縱向上，以政府相繼出臺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辦高等教育促進法》為基礎，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根據本地經濟、文化、教育發(fā)展水平的實際，制定地方性的民辦高等教育政策法規(guī)及其實施細則，保護和促進地方民辦高等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

四、轉變政府職能，重點加強執(zhí)行監(jiān)督，防止政策失真

任何一種政策的實施比頒布更重要，教育政策也不例外。良好的政策一旦制定出來，就需要得到全面、認真的貫徹和執(zhí)行，否則就會成為一紙空文，實現不了政策制定的初衷。因此，我們在具體實踐中一定要做到“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及時評估政策執(zhí)行情況，嚴防誤解、扭曲、濫用權力，也要嚴防借執(zhí)行政策之名謀一己私利，確保政策能夠真正落到實處，確保政策的執(zhí)行質量，這就要有完善的監(jiān)督執(zhí)行的機制、機構、制度、措施?！拔覀儽仨殞γ褶k高等教育政策過程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尤其是該項政策的制定和執(zhí)行活動加以全面監(jiān)督，以確保政策本身的科學性和全方位貫徹實施，并及時發(fā)現與糾正政策偏差。特別是應建立健全多層次、多功能、內外溝通、上下結合的立體的縝密的監(jiān)督網絡，形成和完善以黨的監(jiān)督為先導、權力監(jiān)督為主體、輿論監(jiān)督為動力的監(jiān)督體系，以增強民辦高等教育政策執(zhí)行的透明度”。④

五、積極培育社會中介組織參與對民辦高等教育的管理

在當前環(huán)境下，社會經濟快速發(fā)展，教育與經濟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民辦高校實行的是開門辦學，學校要根據社會經濟發(fā)展的要求和受教育者的要求調整教育結構、改進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要想快速、準確地做出決策，必須在短時間內準確了解大量的資源。實踐中，鑒于單個民辦高校的力量和所掌握資源的有限，短時間內整理大量完整的資料非常困難。在這種大的市場需求下，教育中介組織的專業(yè)作用就大大發(fā)揮出來了，專業(yè)化的組織可以在短時間內提供完整的資料與信息服務。與此同時，伴隨著我國教育改革速度的加快，總結分析各地改革的經驗和教訓也成為迫切要求，這就需要民間的教育中介組織把這些信息及時輸送到民辦高校，為民辦高校的深入改革提供參考。此外，由于民辦高校具有自主管理和政府宏觀調控的雙重屬性，因此，在處理民辦高校與政府的關系時，社會中介組織的介入也是必要的。社會中介組織既不同于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門管理，也不同于行業(yè)協會的管理，主要發(fā)揮以下三方面的作用：

第一，教育行政部門加快管理職能的轉變，把一些不必由政府管理的工作移交給中介機構進行落實。比如，對民辦高等教育機構的辦學硬件設施及軟件環(huán)境、學校經費的使用、對學生的教育和管理、對教職員工的服務和管理、對教學的組織與管理、對教育教學質量等評估可交給中介機構來具體實施。

第二，通過社會中介機構進行溝通，解決學校與社會、民辦高校之間的關系。社會中介組織及時將社區(qū)家長的建議意見反饋給民辦高校，將民辦高校的需求和意見及時反饋給社區(qū)和家長，從而獲得社區(qū)和家長的幫助和理解。

第三，為民辦高校提供信息服務。社會中介組織可以提供民辦高等教育的政策法規(guī)、相關理論重點、辦學體制、管理體制、素質教育，特殊教育、考試制度，以及全球民辦高等教育發(fā)展、教育評價和不同地區(qū)的教育資訊等方面的服務。

總之，作為中國社會主義教育事業(yè)重要組成部分的民辦高等教育機構，是我國辦學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完善教育的宏觀結構發(fā)揮了積極作用。民辦高等教育政策法規(guī)建設不易，它已經以不尋常的方式謀求了自己的發(fā)展，也形成了一系列頗具體系的政策法規(guī)，但在實踐中，關于《民辦高等教育促進法》及其《實施條例》的有關內容，有學者存在不同意見，相關爭論仍然很激烈。以產權和政府管理為例，涉及合理回報、舉辦者退出機制、民辦高校平等地位的保障、政府資助、社會捐贈、民辦高校內部法人治理、民辦高校優(yōu)惠政策的落實、政府管理模式、會計制度和稅收優(yōu)惠政策等諸多問題，這些問題都直接或間接地與民辦高校的法人性質有關?！睹褶k高等教育促進法》規(guī)定，民辦高等教育是公益事業(yè)，但對從事這種公益事業(yè)的主體，即一所民辦高校的法人性質規(guī)定，仍較模糊，不夠明晰，這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民辦高等教育的發(fā)展。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的政策法規(guī)體系已經初步建立，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社會的認可，但仍存在諸多問題，民辦高等教育政策法規(guī)體系的完善仍然任重而道遠。我們期待并努力促進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的大發(fā)展，也期望全面規(guī)范、調整和促進民辦高等教育事業(yè)健康發(fā)展的《民辦高等教育法》能夠早日頒行。

［注釋］

①崗本佳子.日中政府資助民辦大學政策的比較研究［D/OL］./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1&recid=&filename=20040874

39.nh&dbname=CMFD9908&dbcode=CMFD&pr=&urlid=&yx=&v=MjA2NjNMdX

hZUzdEaDFUM3FUcldNMUZyQ1VSTDZmWk9ScUZ5cmdWN3ZCVjEyN0dyT3d

HZFhQcHBFYlBJUjhlWDE=，2004-04-01.

②徐緒卿.新時期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發(fā)展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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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公平；財政政策

中圖分類號：F81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7)06-0076-04

一、高等教育公平的內涵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礎，是社會公平在教育領域的延伸和體現。高等教育公平作為教育公平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我國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教育階段，日益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

現階段，我國高等教育公平的內涵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平等，即任何人不論民族、性別、年齡、宗教，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2)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公平。(3)高等教育公平是相對的，絕對的公平是不存在的。(4)高等教育公平的實現過程是有層次的，它包括受教育者入學機會的公平、受教育者在學業(yè)過程中的公平和受教育者學業(yè)成功并被社會認可的結果公平。在我國，教育權利平等在法律的層面上已經解決。高等教育的公平問題突出的表現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公平上，特別是受教育者在入學機會的公平上。要實現高等教育機會的公平，首先就在于保證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公平。

二、我國高等教育入學機會不公平的現狀和原因

(一)我國高等教育入學機會不公平的現狀

1、地區(qū)間的高考分數線的差異

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復，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將社會從元序狀態(tài)拉回到有序的發(fā)展軌道，使中國的高等教育又出現了生機勃勃的局面。2006年全國各類高等教育總規(guī)模超過2500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22％，中國的高等教育成就舉世矚目。但另一方面，社會對高等教育入學的機會公平相當關注。雖然高考制度具備了“分數面前人人平等”這一形式上的公平，但不同地區(qū)有著不同的錄取分數線，因而使得相同考分(在全國統(tǒng)考中)的考生有著不同的“命運”。下表反映了部分省區(qū)高考分數線30年間的變化情況。

從上表可以看出，北京、上海作為經濟文化中心城市，在改革開放之初，高考錄取分數線是遠高于其他各省區(qū)的，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北京、上海的高考錄取分數線就低于各個省區(qū)，甚至低于西部貧困的省區(qū)。與此相反，北京、上海2007年的高等教育的入學率分別達到73.59％和84.1％，湖南為54.9％，甘肅為43％，發(fā)達省區(qū)、中心城市成了“低分數線、高錄取率”的地區(qū)，在各地區(qū)間由于錄取分數線的差異導致高等教育入學機會不公平。

2、學校間招生名額在各省區(qū)的分配不公平

各高校特別是重點高校的招生名額在各省區(qū)之間的分配也是不公平的。筆者統(tǒng)計了2007年清華大學在幾個省區(qū)的招生情況。

通過上述數據可以看到，從招生的絕對數上，清華大學在北京的招生計劃比其他四省區(qū)的總和還多，并且在甘肅無文史類的招生計劃。在不考慮其他各方面條件下，2007年一個北京考生進入清華的機會和一個甘肅考生進入清華的機會之比為26.97：1[(316／109876)／(29／272000)=26.97]。顯然，對于一個在甘肅的優(yōu)秀學子而言，由于招生計劃的分配、招生名額的限制而喪失了與北京學生處于同一起跑線的機會。同樣的，各地重點高校也更多傾向于招收本地的生源，使得高校的“地緣化”、“屬地性”特征越來越明顯，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教育歧視，是對其他地區(qū)學生接受優(yōu)質高等教育平等權利的剝奪，是教育上的極大的不公平。它導致了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不公平，并引發(fā)了在高等教育領域內其他各種形式的不公平。

(二)我國高等教育入學機會不公平的原因分析

1、地域間的不公平

我國社會經濟發(fā)展不平衡，不同地區(qū)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差距，必然影響高等教育發(fā)展的地區(qū)間的不平衡。首先，我國高校的空間布局很不平衡，截止到2007年，我國共有普通高校1909所。經濟文化發(fā)達的地區(qū)集中了全國大部分的高校和重點名牌高校，而西部偏遠地區(qū)、少數民族聚居區(qū)的高校很少。其次，地區(qū)間的人均教育經費差距顯著。著名教育經濟學家王善邁根據經濟發(fā)展的水平將全國30多個省(市)區(qū)分為四類：一類為京、津、滬經濟最發(fā)達地區(qū)；二類地區(qū)為遼、蘇、浙、魯、豫、粵等發(fā)達地區(qū)；三類地區(qū)為冀、晉、吉、黑、皖、閩、湘、鄂、川、新、贛等不發(fā)達地區(qū)，四類地區(qū)為其余省區(qū)等最不發(fā)達地區(qū)。據統(tǒng)計，一類地區(qū)人均教育經費始終是三、四類地區(qū)教育經費的2～3倍，二類地區(qū)的人均教育經費要高出三類地區(qū)的44％，這種教育資源的配置狀況直接造成了我國不同地區(qū)間在質量、水平、數量及發(fā)展速度上的差距。

2、學校間的投入不公平

由于我國是“窮國辦大教育”，教育資源短缺、教育投入不足，使得教育資源配置成為高校競爭力的一個關鍵因素。在高等教育的資源配置中，政府居于主導地位，它所采取的分配形式，直接影響高等教育的公平。我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高等教育資源配置中采取了向重點高校傾斜的政策，建設“211”工程、“985工程”，扶持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一批部屬重點大學沖擊世界一流大學。政府對名牌高校、重點大學是大量的財政投入，而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卻備受冷落，這樣在高等教育資源配置中形成了窮則愈窮、富則愈富的“馬太效應”，加劇了高等教育的不公平。

由于高校的空間布局的不合理，重點、名牌高校集中在中心城市和教育經濟發(fā)達省份，東部地區(qū)、發(fā)達省份的考生能夠憑借地域優(yōu)勢，享有充足、優(yōu)質的高等教育資源，中西部地區(qū)的考生只得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才能脫穎而出，這都說明了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不均等、不公平。

三、優(yōu)化高等教育資源配置，促進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公平的財政政策

培養(yǎng)高素質的專門人才和勞動者，是高等教育的任務。要實現高等教育的公平，保證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公平，政府必須采取積極的措施，首先可以從高考制度上進行必要的改革，完善高考制度，改革“分省定額，劃線錄取”的高考招生制度，健全高等教育入學平臺。而從國家財政的角度出發(fā)，采取相應的、適宜的財政政策，優(yōu)化高等教育的資源配置，也能進一步促進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公平。

(一)增加國家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加強對高等教育經費的管理

要優(yōu)化高等教育的資源配置，必須要保證國家財政對高等教育投入的主渠道作用。嚴格按照法律、法規(guī)安排教育經費的預算，按照事權和財權相統(tǒng)一的原則，在財政預算中單獨列項，并報人民代表大

會批準且向社會公布，確保落實到位。財政年度預算和執(zhí)行結果都要達到教育經費支出的法定增長水平，保證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達到4％。確保“三個增長”，并使高等教育經費在總的教育經費的比重穩(wěn)定在20％左右。建立科學、規(guī)范的高等教育經費管理制度，加強中央政府對高等教育經費統(tǒng)籌力度，改革撥款辦法，建立激勵和約束機制，完善高等教育經費績效評價制度，進一步規(guī)范、改進各類高等學校的財務管理，加強項目管理，堅決反對一切浪費現象，反對學校建設中追求奢華的現象，努力提高經費使用效益。加強對公辦學校貸款的管理，控制貸款規(guī)模，注重防范并努力化解貸款風險。嚴禁挪用、截留、擠占、平調教育經費。建立健全教育系統(tǒng)內部審計制度，完善監(jiān)督機制并加大監(jiān)督力度，確保經費安全。同時要盡可能平衡重點高校與普通高校的教育投入，在法定的高等教育財政經費內，加大對中西部普通高校的財政投入，促使其擴大規(guī)模，提高質量，從而逐漸改變現有高?？臻g布局。

(二)開辟高等教育資金籌集的新渠道，鼓勵投資多元化

1、發(fā)行高等教育專項國債，積累教育資金

我國債券市場逐步趨于成熟，具有開拓新品種的條件，特別是在國債市場上形成了長、中、短期國債相結合，一般國債、專項國債、特種國債相結合，可上市國債和不可上市國債相結合的局面，這些都為高等教育國債的發(fā)行創(chuàng)造了條件。當前，我國的投資需求旺盛，教育專項國債的發(fā)行使廣大投資者有了新的選擇。把這些籌集到教育資金投入到西部貧困地區(qū)，可促進這些地區(qū)的高等教育發(fā)展。

2、發(fā)行教育彩票，拓展新的融資渠道

發(fā)行高等教育彩票，為欠發(fā)達地區(qū)高等教育事業(yè)籌集資金。教育是一項社會公益事業(yè)，在我國，發(fā)行高等教育彩票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一方面，高等教育的發(fā)展需要龐大的資金，而國家財政性撥款數量有限。另一方面，我國國民已具有購買教育彩票的熱情、心理承受能力和經濟能力。截止到2005年底，我國個人儲蓄達到15萬億元，因此，發(fā)行高等教育彩票，籌集民間資金，是促進高等教育特別是欠發(fā)達地區(qū)高等教育發(fā)展的一條可行新路。

3、健全捐贈稅收優(yōu)惠政策，拓寬多元化融資渠道

目前，對高等教育事業(yè)的捐贈沒有相關的規(guī)定，國家要積極通過稅收政策杠桿引導社會資源捐資高等教育領域。政府和高校要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激發(fā)企業(yè)與個人的捐贈熱情。宏觀上講，政府應對捐資者實行稅收減免和其它的一些優(yōu)惠政策。特別是對西部貧困地區(qū)的捐贈。微觀上講，高校則可給予捐贈者相應的榮譽來吸引更多的捐助。但是，企業(yè)和個人捐贈是臨時性和不確定性的，難以保證經費來源的穩(wěn)定性，這就要求政府的財政、教育部門對企業(yè)、個人的高等教育捐贈進行深入的研究，在具體的稅收政策和其它優(yōu)惠政策上有明確規(guī)定，建立高等教育捐贈體系，使捐贈能夠形成穩(wěn)定、高效的高等教育投資。

(三)建立規(guī)范的高等教育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按公共經濟學理論，高等教育作為準公共產品，具有溢出效應。不發(fā)達地區(qū)的高等教育投入隨著大學畢業(yè)生“孔雀東南飛”無償轉移到發(fā)達省區(qū)。造成本身財政薄弱的不發(fā)達地區(qū)人力、物力資源的極大“浪費”。這些非均衡與不公平現象，亟須政府建立科學規(guī)范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來彌補經濟落后地區(qū)的高校因所處經濟環(huán)境所造成的不利影響。建立規(guī)范的高等教育轉移支付制度，確定轉移支付的資金量的有效方法是“因素法”。可以按照高校布局、生源結構、畢業(yè)生就業(yè)去向，結合地方實際財政能力、學齡人口數、教育成本等客觀因素，設計科學的轉移支付公式。具體可有以下幾個步驟：

第一，計算出地方政府承擔的高校學生人均經費的最低投入標準。首先確定以全國地方高校學生人均公用經費作為最低標準，因各地經濟發(fā)展不均衡，故應求解各地最低標準調整系數，以便換算出各地財政應承擔的學生人均公用經費最低投入。該調整系數的確定應與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和地方經濟發(fā)展水平相結合?？紤]因素主要包括各省政府教育投入占本級財政支出比例，人均GDP，然后，用全國地方高校學生人均公用經費乘該調整系數即得該方地政府承擔的高校學生人均公用經費最低投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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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教育選擇權；高等教育政策調控；教育選擇；職業(yè)資格證書

中圖分類號：G7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14-0263-02

一、教育選擇權――當代教育發(fā)展的必然要求

教育活動中包含著三種選擇：教育者對受教育者和教育影響的選擇；社會、政府、家庭對教育者的選擇；學生的選擇。在現在的教育選擇權的范疇中，主要討論的是第三種學生的選擇。

學生的教育選擇權的種類、范圍、形式以及行使程度會隨教育情況變化而變化。當前對于教育選擇權內容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學校選擇權、專業(yè)選擇權、課程選擇權、教師選擇權，還有上課的權力和選擇學習年限的權力。教育中的選擇包括學校間的選擇和學校內的選擇，學校間的選擇主要是對學校的選擇，而學校內的選擇則是對專業(yè)和課程，教師等學習資源的選擇。

（一）學校選擇權

學校的選擇權主要是指對學校類型進行選擇，是校際間的選擇。學校選擇權指，受教育者從自身意愿出發(fā)選擇學校經考核后進入該校并獲得該校學生身份的權利。目前證書制和高考制兩種是國外高校最常用的招生方式。證書制是對中等教育終了的資格認定，而高考制是大學的統(tǒng)一考試。而學生行使擇校的權力也會隨著高校不同的招生制度和錄取方法而有不同變化。

從理論上來講，學校選擇權中包括對普通學校和職業(yè)學校的選擇，以及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的選擇，重點學校和一般學校的選擇，本地區(qū)學校或其他地區(qū)學校的選擇。但是選擇權不可能是絕對自由的，這是要由大學本身的客觀容納量而決定的，在教學質量這樣的更高社會利益條件下，限制入學申請者的擇校自由是可以被允許的。

（二）專業(yè)選擇權

專業(yè)的選擇權，指學術或是針對職業(yè)的專業(yè)選擇，在入校后選擇或對之前的專業(yè)選擇進行調整。當前專業(yè)的選擇分兩種，一種依靠入學前填報的志愿來決定，一種是入校后再進行選擇和調整。目前高校的教學制度改革如主輔修制度、雙學位制度、雙專業(yè)制度等就與其相關。學生在入學前選專業(yè)時具有盲目性且易受他人引導，就業(yè)制度和市場導向等大環(huán)境都會對選擇產生影響。學校應允許學生在入校后進行專業(yè)的調整和選擇。我國《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guī)定》中明確提出“學生可以按學校的規(guī)定申請轉專業(yè)。學生轉專業(yè)由所在學校批準?！边@樣就從制度層面上規(guī)定了學生對專業(yè)的選擇權力。

（三）課程選擇權

一個專業(yè)會形成獨有的認知結構，但該認知結構可能會與其他的專業(yè)交叉，并形成不同方向。學生有自由選擇該專業(yè)研究方向的權力，且依照學生個人獨有的不同認知結構，學生擁有一定范圍內對不同的課程進行選擇的權力和條件。目前對課程選擇權的研究集中在高等教育領域。它包括對本專業(yè)計劃所開設課程的選擇自由和選修外專業(yè)、外學院（系）、外校甚至是國外某些高校課程的權利和條件，以及對某些課程申請免修的權力。

學分制對選課制和課程選擇權有密切的關系，學分制源于選課制，其核心就是選課制?！皩W分制管理模式以選課制為核心，有三層含義：即選擇不同的課程，同一課程選擇不同的層次，同一層次選擇不同的授課教師?！?/p>

但課程選擇也是有限制的，學生可能會為了學分而選擇一些較容易的課程，從而忽視自身專業(yè)體系的課程結構。學生不能脫離制度和規(guī)范化的課程設置進行自由選擇。為保障學生選課的權利和學生掌握專業(yè)內容的平衡，就需要對必修課程和限定選修課程以及任意選修課程之間的比例加以限定。

二、高等職業(yè)教育政策中教育選擇性的缺失

我國目前并沒有保證學生的教育選擇權，但是學生在受教育的過程中關于“選擇”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頻出。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的個人教育選擇主要是在公立學校內部，教育選擇受限。高等教育制度的缺陷使受教育者對學校間的選擇受限，而學制體系和資格證書制度的不規(guī)范使校內專業(yè)和課程選擇受限。

（一）高等教育制度的缺陷

1.招生考試政策問題

我國高等學校在招生考試政策上，仍采用統(tǒng)一的入學選拔標準，在錄取批次上高職院校仍然是在最后一批錄取的。這對高等職業(yè)教育選擇有兩種不利影響：其一由于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觀念影響，社會、家長、教師甚至學生本人都對職業(yè)教育具有偏見。其二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培養(yǎng)出的學生并不一定適合技術技能培養(yǎng)的高等職業(yè)教育。而“專升本”政策及本科院校的擴招，使本來屬于高職院校的招生份額也被占據。

迄今為止，我國高等職業(yè)教育院校招生有兩種途徑，一種是普通高中學校的學生參加高考，依高考成績進行錄取；另一種是中專、職業(yè)高中和技?；蛲葘W力在職人員通過參加招生學校自主的招生考試，依成績進行錄取。對于高等職業(yè)院校招收中的“普職比例”，國家實行“招生向普高生傾斜、限定高職對口招生比例”政策。然而過分向普高生傾斜的問題使比例失衡。

從教育選擇的視角來看，高校選擇一定會受招生制度及家庭背景的影響。教育選擇需建立于同等水平間的學校選擇上，而高考政策中高職院校卻為最后一批錄取院校，兩者層次相差。從這一點來說，這種錄取政策已經干擾了教育者對高等職業(yè)教育院校的選擇。

2.學制體系的政策規(guī)范

在我國現行政策框架下的學制體系中，高等教育包括?？?、本科和研究生層次，而高等職業(yè)教育目前只有專科層次。在縱向上無法與更高層次的職業(yè)教育體系貫通，在橫向上無法與普通高等教育相連接。從教育選擇的角度來講普通教育和職業(yè)教育間的隔閡未打通，受教育者無法在兩者之間進行選擇。而由于職業(yè)教育在縱向上的缺陷，受教育者缺少選擇接受更高層次教育的機會。這影響了受教育者選擇高等職業(yè)教育的意愿，且影響了高等職業(yè)教育質量的提高。

另外我國的高等職業(yè)教育一直受著普通高等教育的控制。高等職業(yè)教育被歸在高教部門管理，與傳統(tǒng)普通高等教育基于一類地位卻在其之下，被限制在?？茖哟?。其中“新高職”者，主要從參加高考以及普通高中畢業(yè)生中降分收取，并且采取“三不一高”的歧視性政策。此外普通高校還可通過將職業(yè)院校吞并為普通高校的學院，為職業(yè)院校中的自考生頒發(fā)普通高校文憑，變相鼓勵職業(yè)院校成為自考的培訓基地等方式，令職業(yè)院校喪失了獨特性。

（二）職業(yè)資格證書制度的缺陷

目前政策規(guī)定的職業(yè)資格證書體系覆蓋不廣，許多職業(yè)并未被涵蓋進職業(yè)資格證書體系中，很多專業(yè)無證可考。且職業(yè)資格證書只適合一個崗位工作的需要，并未面向一個崗位群。同時，相關政策并未對持證者的工資做出規(guī)定，導致待遇與證書無直接關聯。因此目前市場上仍是學歷文憑決定工資水平，這挫傷了學生進行職業(yè)資格考試的積極性。

另外由于國家對于資格證書的管理有教育部門、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也有人事部門，職業(yè)資格證書沒有統(tǒng)一的規(guī)定，干擾了用人單位對勞動者的評價，同時也影響了證書的權威性。

從教育選擇的角度來說，由于資格證書的問題，受教育者在選擇專業(yè)時會考慮資格證書的獲得問題，限制了受教育者的專業(yè)選擇范圍。另外受教育者對課程的選擇也基于所選專業(yè)，職業(yè)資格證書的認證體系目前只面向于一個工作崗位而非崗位群，受教育者所學習的課程是規(guī)定好的，范圍狹窄而且缺乏流動性。而且由于認證體系的指定是政府而非企業(yè)，所開設的課程與現實的需要有一定的差距，這使受教育者對課程的選擇受限，且缺乏實用性，影響受教育者的教育選擇。

三、基于選擇性視角下的高等職業(yè)教育政策調控

（一）高等教育政策調控

招生考試政策的調控要與學制體系改革相配套。在錄取方式以高考招生為主的大前提下，首先，高職院校要提升自己的教育層次，政府放寬對高職院校錄取批次的限制，使部分學校、部分專業(yè)上升到本科層次錄取。其次，完善單獨招生和自主招生考試，以更多樣化的入學考查方式，變選拔性考試為適應性考試。

建立高職院校的高等教育體系，打通職業(yè)院校和普通教育之間的流動渠道，建立起普職溝通、中高銜接、學歷教育與職業(yè)培訓并舉的職業(yè)教育體系。目前解決高職生繼續(xù)學習問題的措施主要是專升本。但是專升本后，高職生進入的是學術教育體系而非職業(yè)教育體系。為解決這個問題，國家應該設立技術本科。以此調控來實現受教育者自覺選擇適合自身的教育方式，職業(yè)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間可以相互流通相互選擇，滿足受教育者對于專業(yè)和課程的選擇需求，尊重受教育者對于教育內容和方向的選擇權利。

（二）職業(yè)資格證書政策調控

職業(yè)資格證書包括三個要素，即標準、模塊和證書。從標準來看，職業(yè)資格證書的制定應該和職業(yè)學校的培訓標準相一致。職業(yè)資格證書的等級劃分應與縱向學科體系相一致，高等職業(yè)院校所提供的初級和高級培訓標準，應在職業(yè)資格證書上體現出來。受教育者在教育選擇上有深造或是選擇基本教育的權力，這種權利應該在職業(yè)資格證書的等級劃分上表現出來。

從模塊來看，要加強職業(yè)教育與職業(yè)資格證書制度的有效連接。職業(yè)院校在教學中滲透職業(yè)認證標準。在課程設置上，要建立不同的課程內容選擇和編排標準。課程管理權力要下放，允許開發(fā)多種版本的教材和校本課程。

從證書部分來看，政府要對職業(yè)資格證書進行規(guī)范，加強職業(yè)資格證書的權威性，嚴格其認定標準。擴大職業(yè)資格證書的覆蓋面，職業(yè)技能的鑒定標準廣泛化，完善就業(yè)準入制度，對不嚴格執(zhí)行就業(yè)準入制度的企業(yè)予以懲罰，提高職業(yè)資格證書的市場信用度。

參考文獻：

[1]唐德海，李梟鷹.復雜性視域中的教育選擇[J].高等教育研究，2006，（10）.

[2]周正.個體選擇職業(yè)教育問題的社會學研究[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9，（1）.

[3]翟靜麗.個人教育選擇問題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04.

篇10

曾家、王娜在《黑龍江高教研究》2016年第4期中撰文，分析了我國高等職業(yè)教育發(fā)展的質量評價觀，指出了我國高等職業(yè)教育質量政策保障的藩籬與瓶頸，并提出了提升高等職業(yè)教育質量政策保障體系構建的相關意見。

在基本維度方面，高等職業(yè)教育質量評價觀應包括適應性質量觀、能力本位質量觀、多元性質量觀、發(fā)展性質量觀、國際化質量觀以及特色化質量觀。在內涵和功能體現方面，高等職業(yè)教育質量評價觀應被理解為一種定量與定性評價的結合體，并堅持以定性評價為核心，評價的立足與落腳點應放在對當前經濟社會的“適應性”上，并起到診斷、決策、反省與中介功能。在價值取向方面，高等職業(yè)教育質量評價觀主要體現了高等職業(yè)教育評價主體在處理與面對評價過程中的各種關系、沖突與矛盾過程中所應堅持的基本價值態(tài)度、價值立場、信念以及由此所表現出的相關價值的傾向性。

反觀我國高等職業(yè)教育質量政策，存在以下問題：1.政策的完善性有待進一步突破，體現在中高等職業(yè)教育之間銜接政策、高等職業(yè)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銜接政策、高等職業(yè)教育中產學研合作政策的不完善；2.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強、公平性欠缺，在各個法令中所涉及的高等職業(yè)教育內容較少且原則性與目標性內容較多；3.高等職業(yè)教育質量評價政策的有限性，主要體現在保障主體欠周延和保障制度欠完善兩個方面。

基于此，作者提出以下建議：1.將高等職業(yè)教育政策實化與細化，對學校與政府各自的義務、職責以及權利等進行明確規(guī)定，提升政策內容的可操作性與執(zhí)行性；2.進一步提升與強化對高等職業(yè)教育領域的研究，鼓勵相關領域研究者與實踐人員加入高等職業(yè)教育的研究隊伍，有效提升政策制定主體的素質與能力；3.進一步完善有關高等職業(yè)教育的政策與法律，出臺針對高等職業(yè)教育的法律法規(guī)，在法律法規(guī)中明確高等職業(yè)教育的質量內容。另外，進一步保障高等職業(yè)教育的經費投入、提升高等職業(yè)教育政策執(zhí)行者的專業(yè)素質并加強對高等職業(yè)教育政策執(zhí)行的監(jiān)督，也是提升高等職業(yè)教育質量政策保障體系構建的重要措施。